三、根据宪法，制定本法的法源内涵 宪法以分配并限制权力为核心内容，对国家机构的构成，各种国家机关的组织、职权和活动程序不作系统规定的宪法还没有。
主权机关论隐藏着如下的判断：（1）全国人大是经人民授权行使主权的机关，享有一切国家权力，包括制定所有法律的权力。创制性立法是指设计新的法律规则，可谓之法律的发明。
[39]针对全国人大行使立法权的同时监督宪法的实施，宪法监督必然陷入自我审查的困境，林来梵教授认为全国人大的宪法监督权在位阶上显然高于全国人大的立法权，全国人大完全可以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宪法监督权为依据，审查全国人大的国家立法权。[1]因此，立法机关行使立法权时，必须明确宪法典上的根据。真正的立宪主义的本质中最固定和最持久的东西，是通过法律限制政府，[62]包括通过宪法限制立法者。（一）主权机关论的错误 关于全国人大宪法地位的第一种观点是主权机关论。[64'63吴家麟主编：《宪法学》，群众出版社1992年版，第22页。
具体而言，宪法母法论忽视了创制性立法与确认性立法的区别。对《香港基本法》草案合宪性的质疑主要来自香港地区，基于良好的法治传统和规范意识，论者主要从宪法文本出发，运用规范分析方法展开讨论。中国古典宪政主义的制度文明形态主要就体现为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共治体制，这种共治体制肇始于汉代董仲舒提出的天道宪政主义思想，并兴盛于宋代。
简言之，合就是要求合乎事物规律，合乎社会规范，合乎治理的目标，合乎人的发展需要。宪政命题伴随着国家权力的扩张而生成，宪政观念伴随着共和观念的孕育而孕育。而建立在谎言基础上的反宪派的特指说，难逃彻底破产的命运。从抽象的意义上说，这个观点也是对的。
真理不怕公开的质疑，不怕平等的论辩，不怕理性的局限与不易破解的难题，而最怕权力的傲慢与无知的流行，最怕鸦雀无声道路以目，最怕偏执己见、不肯倾听，而一旦到了自以为是的这种境地，真理就会被极端情绪、偏激观点的乌云遮蔽，沦为偏执者组织动员盲从信众的工具，从而使真理异化为不容置疑的真神。汪亭友把宪政特指为资本主义制度，与人们约定俗成的基本理解，与国内外学界研究的基本现状，与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事实（如伊朗宪政实践），都格格不入。
其中，西周文化是中国理性主义传统文化乃至古典宪政主义的萌育时期，而从春秋到秦的近600年间，则是中国理性主义传统文化乃至古典宪政主义传统的奠基与形成时期。当代宪政主义是对当代宪政建设所遇到的新问题的新的理论回应，是正在进行时而不是完成时，詹姆斯·塔利的宪政观仅是其中的一种理论。《淮南子》说：阳生于阴，阴生于阳。我在回应汪亭友先生的系列文章之一、之二中，已经给大家介绍了一些论战的背景情况，仅仅算是热热场、热热身。
如前所述，限权问题是伴随着权力的形成而形成的，从古至今历代各国关于限权也即制约权力的历史现象是客观存在的，并不以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在詹姆斯·塔利看来，现代宪政主义对应于古典宪政主义，呈现出七项特性—— （1）人民主权：人民被视为是由平等之个体所组成的社会，其或被置于拟似超越现实的言说情境当中，或为无知之幕所遮蔽。周易八卦思想的实质与核心是阴阳之道。将亡，听于神（《左传·庄公三十二年》），祸福无门，唯人所召（《左传·襄公二十三年》）。
阴阳相互依存的关系如果因某种原因而遭到破坏，就会出现孤阴、独阳。[4]华炳啸：《超越自由主义——宪政社会主义的思想言说》，西北大学出版社，2011年修订版，第137页。
在马克思主义看来，宪政属于政体层面限制国家的自由的一种制度安排，能够决定政体的性质是否集权专制，但与国体的性质也即谁是统治阶级的问题无关。近年来，在欧美学界和亚洲学界都有学者开始重新梳理宪政思想史，并形成众多的研究成果。
（4）社会改造性：历史进步将逐步侵蚀由风俗与不同阶级构成的古宪法，移风易俗，拉平等级阶层差别，形成无差别的人民社会，这正是当西哀士写下的著名句子‘何谓第三等级？全部都是所要表达的意义，而人民期待建立统一的宪法统治体系，现代宪政政府顺势推动这迈向进步的历史潮流，现代宪政政府的规训政策与理性化政策则导向一致性之行为规范与统一制度的建立。统制的各种可能性向人们提出了问题，但并不排除所有可能的解决方法。第二，黄帝在创造了各联盟部落共同信仰的龙图腾之后，就形成了华夏族不同而和的传统，这里的和是指差异性的和谐统一，并发展出在尊重差异性的基础上实现统一的治理理念，也是古典共和观念形成的萌芽。关于越南的宪政建设，《宪政社会主义论丛》第3、4合辑发表了《越南一党执政条件下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新拓展》一文做了一些介绍，而我们在研讨中也普遍对于越南的社会主义宪政建设给予了高度评价，寄予了殷切期待。我比较反对的是有一些人或者有一些舆论认为，全世界只有这一种东西叫宪政，其它都不叫宪政。这是一种朴素的辩证法思想。
在我们看来，社会主义国家的限权制度理应更为精密完善，以保证所有掌权者不得不时时刻刻为人民服务。……则其制度文物与其立制之本意，乃出于万世治安之大计，其心术与规摹，迥非后世帝王所能梦见也。
从公开发表的资料来看，前不久刘仰就在另一个座谈会上尖锐地讲了这样一段话（座谈记录见共识网《宪政民主才能使中国长治久安》一文）： 我觉得有人把这个问题简化成要不要宪政这一句话，是很愚昧的。如果有一种新的制度既能够有效地化解政治困局，又不损害掌权者的根本利益，掌权者就应该郑重其事地考虑这种新制度的试验。
他特别提到了麦基尔韦恩教授在《宪政主义：古代与现代》中的著名观点，认为古典宪政主义承认社会中早已存在的体制，这个体制是人民结合了他们原有的基本律法、制度与习俗所构成的样态，其关键词是承认与同意。原来，在反宪派那里，不仅宪法和宪政是可以人为撕裂的，而且中国宪政和宪政宪政潮之间居然也是完全对立、你死我活的关系。
总之，宪政旨在为国家权力确定基本规则、制度边界、行为底线，以保障基本民权与国家秩序，实现善治。但随着共和国体的实现，宪政限制君权的这层涵义也就随之消失了。因此，苏联实行的宪政和苏联宪法规定的宪政是有很大区别的。刘仰先生实事求是所指出的反宪派的很愚昧由此可见一斑。
按照动力原理，车大致可以被分为人力车（如手推车、脚踏自行车等）、畜力车（如马车、牛车等）、能源车（如蒸汽机列车、内燃机列车、磁悬浮列车、蒸汽机汽车、内燃机汽车、电动汽车、太阳能汽车、电动自行车等）。苏联是否实现过社会主义宪政？我前几年认为，苏联解体的最大原因是：有宪法，但没有宪政。
民本主义始终是中国古典宪政主义的根本原则，主张以民本宪则制衡王权、保障民权，明德慎罚、保民裕民。儒家宪政之政治实践成于汉代董仲舒之后，并渐成中华制度文明之主流。
因此，统治者要保持天命，就必须得民心，要得民心，就必须首先保民，而要保民，统治者就必须明德。按照历史，车可以被分为古代人的车、近现代人的车、当代人的车。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我们提出了发展和完善人民民主宪政体制的宪制改革方案，既坚持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又同时坚持分权制衡原则，也即主张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下的四权分权制衡体制（建议把政协纳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之下改革为审议院，把全国人大常委会改革为立法院，形成全国人大之下平行对人大负责的立法权、审议权、行政权与司法权相互分权制衡并统合于人大的中国特色人大民主制度）。而我猜想，也许抽象地全盘地否定宪政（包括自由主义宪政、社会主义宪政与儒家宪政、宪政经济学等一切宪政思想）大概是反宪派预设的既定立场，可是他们又不能轻易否定存在中国宪政的事实，这样就陷入了一种悖论：既要承认中国宪政，又要反对社会主义宪政，难道中国宪政不是社会主义宪政吗？这样荒诞的不讲逻辑的大批判文章，这样的被求是理论网当做宝贝的文章，不是高级黑式的黑色幽默又能是什么呢？ 关于伊朗宪政、苏联宪政、越南宪政与中国宪政 我注意到署名吴铮（估计是爱好马甲的汪亭友先生的又一个笔名）的人近来在海疆在线网发表了一篇《宪政派为何主张颠覆社会主义宪法》（本文继续发扬造谣和构陷的老套路）的文章，竟然断定：伊朗的宪法在伊朗得到了很好地落实，那么伊朗是否也是宪政国家？无论是中国的自由主义宪政派，还是社会主义宪政派，也都会说‘不。正是西周开启了中国郁郁乎文哉的礼治文明新时代。杜钢建则认为，中国的第一部宪纲是商朝箕子在商亡后献策于周武王的《洪范·九畴》，中国第一部宪典是《周礼》，其中都包涵有民本思想。
本文所论证的是，建立伊朗式的违宪审查制度，既能让执政党保持对国家机构的组织上的领导，又能保持对社会层面的意识形态的控制。我认为某种程度上说，祖宗家法就是在有皇帝制度的情况下，它的一种宪政思路，或者说是具有宪政意识的政策。
《尚书》中还有一句名言被奉为治国金律：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周公还礼于俗，从尊尊而亲亲的伦常入手，构架出一种切近人情伦理的礼治秩序。
可见，天是公正无私的，而祖先神则是有偏私的。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若以同裨同，尽乃弃矣。
